不完全赞同吴晓波的《我为什么从来不炒股》观点

文 / 富商人华灯

近日在网络上关于股市评论,特别是微信朋友圈转发最多的是吴晓波的《我为什么从来不炒股》一文,这篇文章的观点犀利,看完后,对其观点有赞同的地方,也有不赞同的地方。

赞同的地方在于吴先生清晰地揭露了当下国内A股市场黑幕,以及股市先天的缺陷。这些也都是事实,帮助我们对A股有个清醒的认识。特别吴先生基于A股市场这样的环境劝大家不要“炒股”,我觉得是很明智的。

但是不赞同的地方,在于吴先生由此认为价值投资不适合于A股。实际上,越是不成熟的市场,越需要投资者运用价值投资思想保护自己。在真正价值投资者眼中,股价本来就不是公司价值的晴雨表。股价只不过是股市里股民对这个企业信任于否的情绪反应。所以,股价只是价值投资者可以利用的工具,不是本质。

吴先生之所以产生A股不适合价值投资这样的观点,在于他并不理解价值投资思想,不光他,其实现在还有很多人谈到价值投资,都偏面的以为就是长期投资。实际上,运用价值投资思想做股票的本质就是做股东,这跟在非上市公司中的股权投资,做合伙人是一个道理,这其实也是做投资的本质。投资一家企业,如果不是看重这家企业本身经营,很难说就是投资。所以,根据价值投资原理找到一家企业投资以后,企业价值实现依赖于企业经营,所以实现的过程并不是简单的像股票短线交易那样,今天买了,明天涨了就抛了,或者过几天跌了割肉了,而是基本上需要若干年度才能看到企业经营效果,所以价值投资看起来要相对长期一些。实际上,对价值投资来说时间长短并不是一个标准。价值投资理念是一个体系。

真正依据价值投资原理,去寻找企业进行投资,其实可以大大减少投资风险。投资风险很大程度上在于对所投资企业的不了解。价值投资并不是简单地看看报表就作出的,需要依据一定方法、自己专业技能去调查识别,然后对其价格合不合适,企业经营团队等情况谨慎地作出判断之后,再作投资决定。而现实中,很多人之所以买了股票亏损了,大部分人都是看看K线图,听听消息,就买入了。像那些买了獐之岛的股民,很难想象他们在买股票之前有过像样的调查。人们买菜要挑一挑新鲜不新鲜,要跟卖家砍砍价,但是花几十万买个股票却只用几分钟时间。

实际上,就算在美国这样完善成熟的市场,有巴菲特这样价值投资成功实践者的地方,也常常会有人跳出来说价值投资过时了,不合适之类的观点。冬天来了,出门需要穿棉衣、带帽子以保护自己不受冻。同样,越是初级市场,越是不完善的市场,越需要股民学会价值投资者理念保护自己。所以,我们所要关心的,不是哪个市场适不适合价值投资,而是要如何在这个市场上,耐心地寻找到适合我们真正放心去投资的那家企业的问题。一定要用价值投资思想去辨别好的企业,好的价格。如果实在找不到“好企业”,那就不要投资。等找到了符合投资原则的企业再投资。在市场上,很多时候“不投资”也是一种投资行为。

 

附:《我为什么从来不炒股》

文/ 吴晓波
12月5日,沪深两市的股票交易突破一万亿元天量,那天,我在上海出差,看到朋友圈里如瀑布般的惊呼后,我到盥洗室洗了一把冷水脸,然后问镜子里的自己:你动心了?在确定答案是“否定”的之后,我打开电脑,写下这篇专栏的标题。

几天后的12月9日午后,当我正为此文写下最后几段文字的时候,沪指暴跌5.43%,失守2900点,两市交易量突破1.2万元。

在这种充满了戏剧性的时刻,我的心里既无侥幸,也无悲喜。因为,正如标题所示:我从来不炒股。

如果我说中国股市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是“怪胎”,也许没有人会反对。

上海和深圳的两个交易所分别成立于1990年底,始创之初,制度构建十分粗鄙,几乎没有顶层设计,第一批上市的公司大多为华东及华南两地的地方中小公司,沪市的所谓“老八股”中好几家是注册资本在50万元的区属企业。1992年8月,深圳发生120万人争购股票认购证事件,场面火爆失控,政府被冲,警车被砸,北京在失控中发现了一个“超级大油田”,两个月后,证监会成立,股票发行权逐渐上收,至1997年,两所划归证监会统一监管,在这一时期,决策层形成了一个非常诡异的战略设计:中国资本市场应该为国有企业的脱困服务。大量陷入困境的国企“搓泥洗澡”,打扮成白富美的样子被挂到了市场上,有一位叫张化桥的香港证券分析师甚至认为,当时的国企上市很少有不在财报上动手脚的。

当年还有一个很奇特的景象,就是所有的国家部委都分配到了两到三个上市指标,连共青团、全国妇联都不例外,而这些部门没有合适的企业,其指标就被拿到市场上“出售”,价格大约在2000万元左右,一些在那一时期上市的地方国企和民营企业,大多途经的是这一“灰色通道”。

那些“白富美”在财务报表上打扮得很漂亮了,但体制和制度几无改变,掀开假面,当然不堪一睹,在上市数年之后,企业很快再度陷入泥潭,成为了所谓的“壳资源”,这时候,在二级市场上就出现了狙击手,他们被叫做“庄家”。庄家们通过低价收购未流通的“内部职工股”,成为这些企业的实际控制人,然后在二级市场上大兴波澜。1999年5月19日,沉寂多年的股市突然井喷,构成“5·19行情”,一些从来名不见经传的企业,如亿安科技、银广厦、中天科技等等,忽然日日狂涨,激荡得人人心旌荡漾,在它们的背后则是庄家们的贪痴狂欢。

当时,庄家对股价的控制几乎达到随心所欲的地步,我在《大败局2》中曾记录这样一个细节:2000年2月18日,当时第一大庄家、中科创业的实际控制人吕梁新婚大喜,他的操盘手们用“科学而精密”的手法控制股票起伏,硬是让中科创业的收盘价恰好停在了72.88元。操盘手们用自己的方式给老板送上一份别人看来瞠目结舌的礼物。

及至2001年1月,经济学家吴敬琏将中国股市直接比喻为赌场,甚至认为前者还不如后者有规矩,“赌场里面也有规矩,比如你不能看别人的牌。而我们的股市里,有些人可以看别人的牌,可以作弊,可以搞诈骗。坐庄、炒作、操纵股价可说是登峰造极。”吴敬琏进而揭示了中国股市的制度性缺陷:“由于管理层把股票市场定位于为国有企业融资服务和向国有企业倾斜的融资工具,使获得上市特权的公司得以靠高溢价发行,从流通股持有者手中圈钱,从而使股市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寻租场’,因此必须否定‘股市为国企融资服务’的方针和‘政府托市、企业圈钱’的做法。”

吕梁等第一代庄家折戟于2001年春季之后的一次股灾,随之出现了以德隆唐万新等人为代表的第二代庄家,他们的手笔越来越大,高举混业经营的旗帜,动辄以并购题材拉抬股价,靠高额民间吸资来构筑资本平台,用唐万新自己的话说,“用毒药化解毒药”,最终在2004年的另一次股灾中玉石俱焚。

在此后的岁月中,如吕梁、唐万新这种招摇于台面之上的著名庄家似乎减少了,但是,庄家文化确乎从来没有消亡,他们开始隐身于各个证券营业所里,以“地下敢死队”的身份继续战斗,而吴敬琏所总结的股市特征似乎也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观。

2007年前后,我曾在第一财经的“中国经营者”栏目当过一段时间的主持人,为了探寻上市公司的真相,我特意选择了五、六家股价表现非常优异的公司做样本调查——其中就包括前段时间爆出丑闻的獐子岛。我到这些公司实地考察、访谈董事长、查阅公司业绩及股价波动,结果得出了一个并不出乎我预料的结论:这些公司的业务波动,与它们的股价波动,几乎没有任何的对应关系。在一家公司,我问董事长,“为什么你们的股价最近震荡很大?”他请摄像师把镜头关掉,然后很小声而体己地对我说,“因为这几天券商在换手,换手的成本价是12元,吴先生,你可以在这附近进一点货的。”

这就是我为什么从来不炒股的原因:

——这个股市从诞生的第一天就是“怪胎”,它从来为国有企业——现在叫蓝筹股服务,为国家的货币政策背书,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墙上写着一句话:“保护小股东的利益就是保护了所有股东的利益”,此言在我国股市是一个错误;

——这个股市里的企业从来没有把股价视为公司价值的晴雨表,因此,信奉巴菲特“价值投资”理论的人从来没有在这里赚到过一分钱,相反,它是“秃鹰们”的冒险乐园,就如同米兰·昆德拉曾经写道:“事情总比你想象的复杂”,在中国股市发生的那些故事,谜底总比你想象得还要阴暗;

——这个股市的基本表现,不但与上市公司的基本表现没有关系,甚至与中国宏观经济的基本表现也没有关系,它是一个被行政权力严重操控的资本市场,它的标配不是价值挖掘、技术创新、产业升级,而是“人民日报社论+壳资源+并购题材+国企利益”;

在今年四季度以来的这轮股市大波澜中,上述特征不但没有得到改善,甚至有些股票的表现更证明了“劣币”的能力,很难想象,一个正常的投资者可以在这样的环境中做出理性的投资决策。

罗伯特·希勒在《金融与好的社会》一书中这样写到:“金融应该帮助我们减少生活的随机性,而不是添加随机性,为了使金融体系运转得更好,我们需要进一步发展其内在逻辑,以及金融在独立自由的人之间撮合交易的能力——这些交易能使大家生活得更好。”

我为了让自己生活得更好,不得不远离充满了随机性的中国股市,然后,写下这篇不合时宜的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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